好生恶死，这是人的本性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，忌讳谈论“死”这个字眼。作家巴金晚年重病缠身，但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着，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，常常身上插满了管子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，在生命最后的6年里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，但是巨大的病痛使他多次提到安乐死，还不止一次无奈地说：我是为你们而活。

   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，不能安详离去，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、气管插管、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抢救措施，即使抢救成功，往往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，而很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。如今的医疗技术非常发达，依靠人工心率、人工呼吸、人工血压等，可以把一个人留住很长的时间，可是经济费用相当高，而且对于生命末期的人来说，既无尊严，也毫无生命质量可言。而保障尊严的方式之一就是生前预嘱（Living Will），“生前预嘱”就是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候，对于自己临终的各种事情，作出比较细致的安排，它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帮助人们摆脱这种临终任人摆布、毫无尊严的困境。尽管生前预嘱需要社会和他人的帮助，但每个人对临终尊严的诉求都是以自我为主体的。“生前预嘱”帮助您明确表达完全属于您自己的临终愿望，在生命末期按照尽量自然的方式，有尊严地离世。

   2006年，我国首个以宣传生前预嘱为己任的《选择与尊严》网站建立，在提倡自然死亡，反对过度抢救，以及开展生命及死亡教育方面，做了不少有影响的开创性工作。2013年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建立，协会的首任会长是已故的陈小鲁先生（开国元帅陈毅之子），现任会长是罗点点女士（开国元勋罗瑞卿之女）。协会采纳我国法律、临床、心理等领域专家的建议，推出了更适合我国法律环境和民众文化习惯的生前预嘱——“我的五个愿望”。“我的五个愿望”是：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；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；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；我希望谁帮助我。

   生前预嘱活动直面死亡，提倡每个人都做好生命的善终和灵魂的安置，为人生画一个完美句号。但是，生前预嘱不只谈死，更谈生，而且是更多地谈生；生前预嘱既是关于如何“死得好”的优逝教育，更是“如何珍惜现在，好好活在当下”的生命教育。生前预嘱活动主要关注老年人，是我国进入深度老年社会的刚性需求，同时也是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生命教育、孝道教育，有利于青年一代健康生死观的确立和健康成长。

   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，生前预嘱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来说，它一定是个伴行现象，在十年前、二十年前提这些概念，恐怕不合时宜。但是现在这些概念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提高，会日益地深入人心。我的生命我做主！